我跟你们说的这张家，不是什么名门望族，祖上没出过状元，门前也未曾立过牌坊。
他们来到关外这片黑土地，不是坐着骡马拉的、遮风挡雨的大车，而是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独轮小木车，一步一步，用脚板丈量了从山东到关外的千里饥荒。
记忆这东西，尤其是一个家族的集体记忆，从来就不是一条清澈见底的溪流。
它更像是我家门前那条夏日暴涨的河，混杂着传说、臆想、和几分确凿的苦难，流着流着，就成了一锅浑黄的汤，泥沙早己与水分不清彼此。
我能说给你们听的，只是那些在无数个冬夜里，被火炕的烟熏火燎，被“闷倒驴”的辛辣酒气反复浸泡，以至于在岁月的打磨下，变得如同琥珀一般温润透明的故事片段。
故事的源头，在山东。
一个我从未回去过，却仿佛在我血脉里打下烙印的地方。
在外祖父张德山的讲述里，那是一个连天都忘了该如何下雨的地方。
土地干裂得像老人掌心的纹路，村里的井，打下去百十尺，拎上来的只有半桶苦涩的泥浆。
人们的眼睛，望向天空，望得久了，那眼神就变得和被太阳烤得发白的土地一样，茫然，没有生气。
就是在那样的绝望里，我外祖父张德山，一个刚过而立之年的汉子，做出了一个决定：走。
去关外。
去那个传说中“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饭锅里”的地方。
他就是那个推着独轮车的人。
那辆独轮车，是他用生命中最后一点力气和希望造出来的。
车轴，据他晚年时无数次抚摸着那道光滑的木痕说，是他用一根在盐水里煮过、又泡了三天三夜桐油的老榆木，亲手削成的。
从上路的第一天起，那根车轴就开始唱起一支歌，一支只有“吱呀——吱呀——”两个音节的歌。
那歌声，单调，悠长，像是被拉得极长的、一声叹息。
那是他们离乡的歌，也是这片黑土地上，我们张家故事最初的背景声。
车上，坐着我的外祖母。
一个裹着一双三寸金莲的、沉默寡言的女人。
她被安置在车上唯一的位置，那是由家里仅有的两床破旧被褥堆成的“宝座”。
一路上，无论多么颠簸，她都像一尊被供奉的、不会言语的观音，双手紧紧抱着一个布包。
那布包里，是张家当时全部的家当，也是对这片未知土地唯一的许诺——一小袋饱满的高粱种子，和一小袋金黄的苞米种子。
车下，是我的外祖父张德山。
他赤着膊，古铜色的脊背上，汗水和尘土混合，结成了一道道泥-浆-般的沟壑。
他就是那辆车的牲口，是那辆车的心脏。
他用肩膀上的两根纤绳，对抗着车子的重量和土地的引力，将整个家的未来，一步一步，推向北方。
张德山是个奇人。
屯子里的人都这么说。
他不像别的山东大汉那样，只凭一身使不完的牛力气吃饭。
他的本事，在他的手上，更在他的脑子里。
他有一双仿佛能与万物通灵的手，那双手，粗糙，布满老茧，指甲缝里永远嵌着黑泥，却有一种近乎神迹的魔力。
他能读懂一块疲惫的金属的魂。
邻居家那张用了半辈子的犁头，在开春时崩掉了一个大口子，铁匠说，这铁己经“死了”，回不了炉，只能当废铁卖。
邻居男人坐在犁头边，愁得像个孩子。
张德山走过去，蹲下来，不说话，只是用手指细细地摩挲着那道冰冷的裂口，像个老医生在给病人切脉。
他看了一炷香的工夫，然后生起一炉小小的炭火，没有用大锤，只用一把小锤，就着那点微弱的火光，“叮叮当当”地敲了半夜。
他不是在砸，更像是在劝。
第二天，那犁头不仅补好了，而且据说比新的还好使。
他告诉邻居，这铁，不是死了，是累了，你得顺着它的性子，把它哄回来。
他还能听懂牲畜的语言。
在那些能把人鼻子冻掉的冬夜，母牛难产是能要了一家人命的大事。
屯子里的人遇到这种事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去找“能人张”。
他钻进牛棚，从不咋咋呼呼，只是先给牛喂一把最好的豆饼，然后用温水，仔仔细-细地洗干净自己的手和胳膊。
他把手伸进那温暖、黏滑而血腥的黑暗中，不像别人那样靠蛮力去拽，而是凭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耐心和节奏，轻轻地、试探地，像是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，小心翼翼地请出一位害羞的客人一样，将那湿漉漉的牛犊，稳稳地接生出来。
每当这时，他脸上露出的那种喜悦，比自己添了儿子还要真切。
他更是个天生的说书人。
在这片荒凉的、缺少娱乐的土地上，他的故事，就是黑夜里的灯火。
在那些没有月亮的晚上，屯子里的男人们干完一天的活，围着篝-火，喝着那种能把人辣得一头栽倒的“闷倒驴”烧酒时，他就是所有人的主心骨。
他不用醒木，也不用扇子，就那么盘腿一坐，喝一口酒，吧嗒一口旱烟，就能把《三国》里的人物说得活了过来。
他学关二爷，声音就变得低沉雄浑，仿佛火堆对面，真的坐着一个红脸长须的汉子；他学诸葛亮，眼神就变得深邃莫测，好像整个屯子的命运，都在他那一口旱烟的烟雾里盘算着。
他有这么多本事，但他就是存不住钱。
钱这东西，到了他手里，就像春天的雪，来得快，化得也快。
他似乎天生就不是一个为自己积攒财富的人。
他帮邻居修好了被大雪压塌的屋顶，人家拿来一只熏野鸡，这账就算两清了。
他琢磨出一种省力气的风车图样，被镇上的铁匠铺学了去，人家因此盖起了青砖大瓦房，他却只为自己的想法能在那片土地上迎风转动而高兴得手舞足蹈。
他这一生，富过手，却从未富过家。
他的富足，不在口袋里，不在粮仓里，而在人们的口碑里，在那一声声发自肺腑的、混杂着尊敬与亲近的“能人张”的称呼里。
而我的外祖母，张李氏，则是那只拴住他这只飞得太高的风筝的、稳稳的压舱石。
如果说我外祖父是那条奔流不息、充满了话语与故事的河，那她，就是那沉默的、坚实的河岸。
他仰头看天，看那些虚无缥缈的英雄和计谋；她则低头看地，看那些实实在在的种子和收成。
她信命。
但她的命，不是写在书里，不是由那些说书人嘴里的王侯将相决定的。
她的神灵，不住在遥远的长白山上，就住在她日夜侍奉的灶台的烟灰里，住在蒸腾着白色热气的铁锅里，住在堂屋正中那块简陋的祖宗牌位里。
她的一生，似乎都在沉默中度过。
屯子里的妇人聚在一起说闲话，她也只是在一旁静静地听，手里永远不停地纳着鞋底。
那针脚，又密又匀，像她这个人，不显山不露水，却坚固得能抵御最漫长的道路和最严酷的寒冬。
她的双手，不像外祖父那般灵巧多变，却似乎永远都在不知疲倦地动着——揉面，擀面，腌酸菜，喂猪，喂鸡。
她用这些最基本、最重复的动作，构建起一个家庭最稳固的基石。
那双曾被裹得畸形的、走过千里逃荒路的三寸金莲，站在这片广袤的黑土地上时，却比任何天足的女人都站得稳。
她不信我外祖父那些“明天会更好”的、带着酒气的空话，她只信自己的手，信春天播下一粒种子，秋天就能收获一片果实。
她信土地不会骗人。
他们来得晚了。
当张德山推着那辆吱呀作响的独轮车，终于看到松花江那条银亮的带子时，江边那些最平坦、最肥沃、黑得能攥出油来的土地，早己经被那些坐着马车、带着金条来的，或是更早几年来到这里的“坐地户”们瓜分殆尽。
他们只能在离河湾地十几里外的一片山坡上落脚。
那是一块被所有先来者嫌弃的土地。
土层很薄，随便一锄头下去，就能碰到顽固的石头，我们管那叫“土地的牙齿”。
这里的土，是黄-黑-色的，远不如河湾地那纯粹的、油亮的黑。
这里，就像是平原这块肥美的大肉上，被富人嫌弃地剔下来的一块带着筋头巴脑的骨头。
从他们搭起的第一间低矮的、用泥土和麦秸混建的“地窨子”的门口望出去，越过一片萧索的杂草地，就能清楚地看见西边河湾地那一片肥沃得发黑的土地。
尤其是在夏天，那里的高粱长得像一片密不透风的森林，风吹过，绿色的波浪翻滚，能听到庄稼拔节生长的声音。
那里，就是李家的地界。
李家，是坐着西匹马拉的大车来的，带着成箱的家当和成群的仆人。
据说他们一来，就用没人见过的大洋，买下了河湾地最好的五百亩水浇地。
我们张家的人，在自己的那片薄地上，弯着腰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从“土地的牙齿”缝里刨食时，累得首不起腰了，总会习惯性地站首身子，捶捶后腰，然后朝着那个方向看上一眼。
那片土地，就像一个遥远的、富足的梦。
它用它那毫不掩饰的丰饶，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自己的贫瘠。
那是一种无声的、却又无比沉重的压迫。
可就是在这片贫瘠的、连野草都长不精神的坡地上，张家的孩子们，我的母亲，我的舅舅们，一个接一个地出生了。
他们就像是从石头缝里硬生生挤出来的野草，根扎得不深，却坚韧，蓬勃，带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生命力。
张德山靠着他那双能与万物通灵的手，张李氏靠着她那双永不停歇的、沉默的手，这个外来的、一无所有的家，在这片不甚友善的土地上，竟也奇迹般地，像一颗钉子，被敲了进去，扎下了根。
也正是从这里开始，从这片贫瘠的坡地，望向那片富饶的河湾地开始，我们张家的命运，就像一棵生命力顽强的爬藤，在无人知晓的黑夜里，不知不觉地，就朝着河湾地那座深宅大院的方向，悄悄地，固执地，蔓延了过去。
它们，终将缠绕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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